胡金城

那一年冬天，母亲病了，卧床不起，我放学回家做了几次饭。一天傍晚，父亲下班买回一小块猪肉，一斤二两，是全家人一个月的供应量。我把肉放进锅里，填上水，洒上盐，准备给母亲煮肉吃。这时家里来了两个女同学，说是教语文的陶老师让来取书。这可叫我着急了。她们要取的《普希金抒情诗选》，是我两天前从陶老师手里借到的，刚读了一半，哪能舍得让她俩拿走呢？我以人格保证：今晚贪黑也要看完，明天上学一定送还。她俩答应着走了，电也停了。我一边拉着风箱，一边借着灶台上的烛光继续读着那本没有来得及读完的大作。不料我完全陶醉在这位俄罗斯大诗人笔下的意境中，锅里的汤烧干了，险些将肉烧糊。好在父母没有责怪，但我心里还是很不好受。要知道那时候一家人一个月只能吃上一次肉。 

这件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当时我正上中学。同许多中学生一样，爱读书尤其爱读诗。那时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是空落落的。小城里的书籍大都被当作“毒草”一车车的拉到广场上烧掉了。我是亲眼看到的，好心疼啊！但我还是读了一些东西，包括小说也包括诗。因为民间毕竟藏着一些书籍，我所读到的都是从老师、同学、玩伴手里借到的。就在那个冬天，我通过教音乐的史老师认识了县文化馆的谢老师。也是在一个停电的晚上，史老师把我领到谢老师家里，两间低矮且阴暗的土草屋。从谢老师那里借到了贺敬之的《放歌集》。以后在他那儿借了不少书。有60年代初期臧克家主编的大部份《诗刊》，还有张永枚、梁上泉、王书怀等青年诗人和乡土诗人的诗作。 

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诗集，是高中毕业前的夏天。远在贵州工作的大哥到北京出差，跑了几个书店，排队买到几本刚刚出版的诗集，立马给我寄了回来。当从邮局里取回邮包时，我的心情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。打开邮包，里面有李瑛的《红花满山》，有李学鳌的《太行炉火》，还有李幼容的《天山进行曲》。我找来画报给这几本书包了书皮，还请写字好的同学用毛笔写了书名。爱不释手啊！这几本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其中精彩的句子能够完整的背诵下来。同学们得知我有了新诗集都争抢着来借。可是不等人家读完，我就以还有人要借为由急着索回。自我感觉不是小气人的我，那时给人的感觉倒很小气。  

时隔不久，我高中毕业了。因为父母需要照顾，我没有被动员下乡。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由此少了知青的经历。但我还是没有找到正式工作。为了养活自己，只好做些临时工，干些粗活、重活。抬木头，搬石头，挑沙子，什么都干过。无论干什么，我的衣袋里总会揣着一本书，往往是一本诗集。歇气的时候读上几页，便来了力气和精神。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，可这种习惯是别人所看不惯的。对我来说，那段时光既黯淡又苍白。而伴我度过那段时光的，则是那薄薄厚厚的一本本诗集。在读过的那些字里行间，印证着我的青春记忆。诗给了我激情和勇气，诗给了我想往和追求。与古今中外的诗人交流，既使是无声的，也会获得诗心和诗意。好象在浓雾中掬起一束阳光，似乎于寒冷中感受一室温暖。